性別歧視威脅職場女性心理健康

逾八成職場女性被焦慮和抑郁困擾約6%會選擇心理咨詢服務

● 公眾心理健康問題日益成為引人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數據顯示，中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61.5%，為全球最高，近九成職場女性在家庭健康方面充當著決策者的角色。不過，逾八成職場女性在過去一年中都面臨焦慮和抑郁問題的困擾

● 對于中國職場女性來說，造成心理健康問題的因素多種多樣，其中工作壓力、經濟狀況和外貌身材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在職場上，與領導關系不和、被歧視排擠、努力后得不到相應回報等，都嚴重影響了職場女性的心理健康

● 出現心理問題后，首先應該到醫院就診，對病情做系統性評估，再決定治療方案，選擇進行藥物治療還是進行心理咨詢。目前國內的心理咨詢行業尚不完善，雖然有些機構擁有相關資質，但整個行業魚龍混雜，大眾很難分辨。部分用人單位內設立的心理輔導老師大多也形同虛設，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 本報記者 趙麗

□ 本報見習記者 鄒星宇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生活節奏不斷加快，公眾心理健康問題日益成為引人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與澳佳寶研究院聯合發布的《中國職場女性心理健康綠皮書》(以下簡稱《綠皮書》)顯示，中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61.5%，為全球最高，近九成職場女性在家庭健康方面充當著決策者的角色。不過，逾八成職場女性在過去一年中都面臨焦慮和抑郁問題的困擾。

職場女性焦慮困擾

原因來自工作壓力

《綠皮書》通過在線問卷的方式研究取樣，共收集1199個年齡在20歲至59歲之間的職場女性心理現狀反饋樣本，覆蓋中國大部分地區，展示職場女性在過去一年中以及孕產期的心理健康狀況。

其中調研結果表明，約85%的職場女性在過去一年中曾出現過焦慮或抑郁的癥狀，其中約三成女性“時不時感到焦慮和抑郁”，7%的女性甚至表示自己“總是處于焦慮或抑郁狀態”。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職場女性中出現焦慮或抑郁狀態的比例呈現明顯上升趨勢。80后、90后中均有約四成的女性“時不時”或“總是”感到焦慮或抑郁。

對于中國職場女性來說，造成心理健康問題的因素多種多樣，其中工作壓力、經濟狀況和外貌身材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而生理期變化、年齡增長、婚戀和家庭等問題也影響著職場女性的心理健康。

具體而言，工作壓力、經濟狀況橫跨不同年齡階段，成為影響中國職場女性心理健康的第一和第二大因素。越年輕的一代，在這兩方面的困擾越多。

“一線城市的職場女性會承受更大的工作壓力。”采訪中，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中醫心理師、主治醫師王亞娜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職場女性出現心理問題的誘因比較復雜，因為她們有多重身份，需要兼顧家庭和職業。其中產后哺乳期的女性心理問題較為嚴重，因為哺乳無法進行藥物治療，哺乳假等權益得不到保障，在公司也得不到相應的關懷。

在職場上，與領導關系不和、被歧視排擠、努力后得不到相應回報等，都影響到了現在職場女性的心理健康。在年輕職場女性中，情感問題、原生家庭的問題、和領導同事的關系的問題、獨居都是造成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

據了解，2019年中國女性平均月薪為7245元，薪酬均值為男性的77%；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對全國的女大學生進行的調研顯示，高達86.6%的女大學生受到一種或多種就業歧視；智聯招聘《2019中國職場女性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因“性別歧視”導致晉升受阻的比例是男性的10.6倍。

在北京工作的女性陳如在朋友圈寫下了“女人當自強”5個字——她曾因為嚴重痛經向領導請假一天，而得到的答復是“拿假條交給人事部，扣全勤”。

“在微信群里，我們經常吐槽現在給女性的保護假并未真正落到實處，不少假期只是畫餅充饑。比如痛經假，幾乎沒有女性會請。畢竟用人單位占有很大的主導權，特別是民營企業對于女性的工資、獎金、職務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企業可以通過自由裁量的方式，讓女性有假不敢請。”陳如無奈地說。

對于干了7年人力資源工作的錢月來說，面對求職簡歷上“已婚、已育、一子一女”等字眼時，已不會再像最初那樣“會意一笑”。

“以前在外企篩選求職簡歷時，經常看到女性應聘者對子女情況作介紹。近兩年，在國內企業的應聘求職簡歷中，也開始出現這樣的介紹，言下之意很清楚——已經有了兩個孩子，肯定不會再生了。”同樣身為女性的錢月，面對這樣的變化有些無奈，“可見現在這種性別歧視并沒有任何減退”。

今年2月，人社部、教育部、司法部、全國婦聯等九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該通知對解決就業性別歧視的方式、監管、處罰以及輔助保障措施進行了具體規定。

但在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教授劉明輝看來，因為目前我國法律仍無就業性別歧視定義，導致法院處理案件時困難重重，勞動保障監察員也難以認定就業性別歧視，有時連人力資源管理者和求職者也拿不準自己是否造成或遭遇了就業歧視。因此，當務之急是在法律中界定性別歧視定義。

“不管歧視行為是出現在招聘啟事上還是后續操作上，都屬于違法行為，隱性就業歧視的危害往往更嚴重，更需引起關注。”劉明輝認為，針對隱性就業歧視，一方面需要國家降低企業用人成本，繼續完善反就業歧視的相關法律法規；另一方面，將舉證責任轉移規則引入司法實踐刻不容緩，受害人只要提出用人單位有就業性別歧視嫌疑，舉證責任就應轉移給用人單位，單位需要證明自己不存在性別歧視行為，闡明不予錄取的理由。

心理咨詢效果不佳

行業亂象有待規范

《綠皮書》顯示，僅有約6%的中國職場女性傾向于通過咨詢心理專業人士進行問題疏導。在沒有咨詢過心理專業人士的那部分人群中，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咨詢，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解決。

采訪中，不少受訪女性也表示曾嘗試過心理咨詢，但似乎并沒有起到作用，反而愈加嚴重。北京白領王月(化名)就曾因為失戀和工作壓力過大，求助過網上心理咨詢工作室。

王月選擇的是一家上傳了工商執照和資質證書的心理咨詢網店，該店鋪只提供一對一電話治療服務，業務范圍包括“婚姻挽回、情感分析、失戀分手、失眠焦慮強迫癥治療、性心理困惑”等，工作時間為每天8時至23時，承諾分析問題并給出解決方案。每小時的咨詢價格分為四個檔次：普通150元、中級200元、高級300至400元、專家級500元及以上。

“我和店鋪客服說明了失眠焦慮狀況，客服推薦先體驗50元20分鐘的咨詢，然后再決定是否正常續費。”王月說，聯系她的是自稱美國約克大學心理學畢業的趙博士，主治失眠、焦慮、社交恐懼等心理疾病。整個通話比較順利，對方給了一些治療睡眠的建議和方法，20分鐘一到，系統自動掛斷，“還有措辭玄之又玄的，剛開始說了一套機械因果論，我問具體問題時卻避而不答，轉而又開始走算命大師的路子”。

有輕微強迫行為的北京白領方薇，曾經迷上網上一種提供“心理咨詢”的服務。“不用去醫院，就可以向咨詢師傾訴自己的壓力，對方不僅可以幫助疏導煩惱和壓力，還可以指點一些人際關系上的方法”。

不過，使用一段時間后，方薇發現，咨詢師說的方法她自己在網上都能找到。

方薇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當初之所以選擇在網店進行心理咨詢，主要是圖方便，“現場咨詢有時不太適合職場人群，但因工作、家庭都有太多煩心事，無處發泄，平臺咨詢為此類人群提供了便利”。

對此，在北京從事心理咨詢業務的陳小波分析認為，目前心理咨詢還沒有被大多數人認可，許多人都認為做咨詢的人就是有精神病，“所以諱疾忌醫，有的人不愿意通過常規途徑去找正規心理咨詢師”。

據王亞娜介紹，現在國內的心理學大多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并不適合國內的思維方式，且國內的心理咨詢師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在實踐過程中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很多人咨詢過一兩次后感覺沒用就不再去了，從而無法進行系統定期的治療。目前國內已經有很多心理學專家在進行中國化的心理學系統建設，尤其是結合中醫進行治療。

“國內的心理咨詢市場有待規范化，之前的心理咨詢師資格證在考取和培訓上并不規范。”王亞娜說，根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的統計，我國目前已有超過130多萬持證的心理咨詢師，但真正能勝任心理咨詢工作的從業者不足10%，絕大多數持證者還缺少獨立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王亞娜認為，出現心理問題后，首先應該到醫院就診，對病情做系統性評估，再決定治療方案，進行藥物治療還是進行心理咨詢。目前國內的心理咨詢行業尚不完善，雖然有些機構擁有相關資質，但整個行業魚龍混雜，大眾很難分辨。部分用人單位內設立的心理輔導老師大多也形同虛設，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目前，關于抑郁癥的評估有兩種方式，王亞娜介紹，人們可以從SDS抑郁自我主觀評量和醫生客觀評量兩方面對病情進行評估診斷。”王亞娜說，在出現失眠、焦慮、抑郁等情況時，人們往往意識不到是心理原因引起的。身體出現痛癥去各科室求診，但并未發現痛癥原因且治療后并無效果，這時才會被建議去做心理診斷，導致白白耽誤了時間。

“身體出現痛癥但又找不到原因的時候，往往會加重焦慮，致使痛癥更加嚴重，造成惡性循環，目前關于心理健康的宣傳還不到位，亟須進一步加強。”王亞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