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戈恩出逃后日本“人質司法”再遭質疑，外籍嫌犯將更難被保釋

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新年前夕逃至黎巴嫩，并指責日本司法體系不公正，使得長期被指責為“人質司法”（hostage justice）的日本刑事司法制度再度受到關注。

“我并非逃離審判，而是逃離不公正與政治迫害。”戈恩在2019年12月31日發(fā)布的聲明中寫道，“我人正在黎巴嫩，已不是有罪推定、無視我基本人權的日本司法制度的人質?！?/p>

仍處于保釋期的戈恩究竟如何逃過出境管理離開日本仍然不為人知。路透社1日報道稱，戈恩的出逃對于日本的司法體制是一場震動。

卡洛斯·戈恩。 新華社 資料圖

在日外國籍被告未來想獲保釋將更加困難

戈恩的律師團成員之一、日本律師弘中惇一郎2019年12月31日在接受日本廣播協會（NHK）等媒體采訪時稱，戈恩的出逃不可原諒、“是對日本司法制度的被背叛”。

黎巴嫩和日本之間沒有引渡條約，日本同志社大學法學院教授科林?瓊斯（Colin Jones）1日向路透社表示，這意味著戈恩已經成功逃離了日本的司法體系，這可能會扭轉日本近年來準予更多保釋的趨勢。

“我認為，在日外國籍被告未來想獲保釋將更加困難。” 瓊斯說。

依據日本法律，嫌疑人被逮捕后，司法體系應在他被證實有罪之前默認他的清白。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在起訴后、審判前，日本檢方給予保釋的情況很少，對于像戈恩一樣堅稱清白的嫌疑人，拒絕保釋理由通常為擔心被告出逃、篡改證據或試圖影響證人。

原東京檢察廳特搜部擔任調查員、日本律師高井康之（Yasuyuki Takai）在接受NHK采訪時表示，戈恩案（給日本司法體系）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即是否可以繼續(xù)對保釋申請寬大處理的趨勢。

他說：“律師和檢察官需要迅速想出新的法律措施或制度，防止此類逃脫再次發(fā)生。在實現這一目標之前，我們應該仔細考慮暫停這種寬大處理的趨勢?！?/p>

日本“人質司法”再遭質疑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采用新憲法前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引入了美國的當事人主義。日本網（Nippon）2018年9月援引日本白鷗大學法學系教授村岡啟一的話說，但由于職權主義思想以及傳統(tǒng)等深層次觀念并沒有發(fā)生變化，日本的刑事司法變成了一種“虛擬當事人主義”。

村岡舉例稱，在偵查階段，辦案人員為獲得嫌疑人的主動招供，可在不允許辯護人監(jiān)督的審訊室（密室）中進行審訊，法院也允許這樣做。另外，在公審階段，依賴于供詞、以推定有罪為前提的審理行為，以及法官指揮訴訟的行為，都存在問題。

在日本，檢方有權決定嫌疑人能否與律師見面，以及是否讓律師參與檢方審問嫌疑人的過程。否認指控罪名的嫌疑人通常會被長期拘留，并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受到嚴厲的訊問。批評者認為，這是一種“人質司法”。

據《日經新聞》此前介紹，通過長期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嫌疑人坦白的調查方法被稱為“人質司法”。日本人權團體、律師與法律學者多年來一直批評日本刑事司法體系有罪率高達99.9%。他們認為檢察官被賦予了太多權力，指責其依靠長期的拘留審問，過分依賴“認罪供詞”。

英國廣播公司（BBC）2013年一則報道稱，日本社會對警察和司法體制抱有極高的期待值，認為他們從來不會犯錯。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將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公眾和媒體通常會默認他們有罪。在部分案件中，一些認罪的嫌疑人隨后被證實曾被逼供以及檢方存在誤判、錯判情況。

據《紐約時報》2018年介紹，觀察日本以往的案件，未經指控就被拘數周的企業(yè)高管里，戈恩并非首位。

在戈恩案中，他于2018年11月19日被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逮捕，之后被日本檢查機構指控犯有多項罪行。繼兩份保釋請求被駁回后，直至2019年3月6日，戈恩在繳納1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400萬元）巨額保證金后獲得保釋。

戈恩首次被捕后一直在接受調查。據《紐約時報》2018年12月19日報道，調查期間，戈恩被拘留在東京的一間監(jiān)獄，每天都在接受檢察官審問，其間不被允許讓律師在場，且無法與任何家人聯系。

首次獲保釋時，《日經亞洲評論》2019年3月7日分析稱，戈恩案似乎動搖了日本的“人質正義”。戈恩在被監(jiān)禁108天后被保釋，國際社會針對日本“人質正義”的批評可能發(fā)揮了作用。

但同年4月4日，戈恩第四次被捕，同月25日繳納5億日元保證金后再度獲得保釋，他被禁止未經許可出國及與妻子見面等，只能待在日本東京的家中，不得與他人聯系。

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開庭審理戈恩一案。《華爾街日報》稱，若戈恩仍留在日本，其被控4項罪名讓他面臨最高15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被定罪幾率接近100%。

據路透社2日消息，戈恩的一位律師1日表示，戈恩將于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召開新聞發(fā)布會。